城市文化中荒唐的“高大上”

　　一种文化的生成是时间积淀的过程。中国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迅速提高到2013年的53%，有的城市规模扩张了几十倍、上百倍，最高的达200多倍。城市化率提高20个百分点，英国用了120年，德国、美国用了80年左右，法国用了上百年，而中国仅用了22年。快速崛起的中国城市，虽然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但还来不及形成自己的文化。一些城市呈现文化荒漠化、碎片化、快餐化、无规则化的特点，这不仅有碍城市成熟发育，妨害城市软件建设，也会殃及城市发展的政治利益。

　　应以层次构造为着力点

　　中国城市文化建设的必要性、紧迫性及方法论已有诸多文章论述，但对中国城市文化生态的格局问题还少有提及。一个良性的城市文化生态应是“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和“草根文化”三位一体的“草灌乔型”多元体系。借用林业生态术语，我们把“精英文化”比作直插云天的“乔木”，把“大众文化”比作不高不矮的“灌木”，把“草根文化”比作绿遍山野的“草木”。就像大自然数千万年形成的原始森林中的生态环境系统，草木、灌木、乔木融为一体，三者共生共荣，不分高低贵贱，都是其中的一员。不同层次互为因果，彼此照应，才使其生生不息，从而造就至今让人类无法破解的大森林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之谜。因此，用生态学的原理打造城市文化应是当代中国城市文化建设方向性、目标性的着力点。

　　城市文化“靶向”偏差

　　综观当今我国城市文化建构，令人忧心的是，许多城市不惜人力、物力、财力，高薪延揽世界级大师设计的“高大上”的形象工程，投资数亿甚至数十亿的高档影剧院、音乐厅、山水实景演出等屡见不鲜，其奢华气派世所罕有，新奇怪诞堪称一绝。这些已达极致的“阳春白雪”行为，用学者王列生的话说，“一开始就没有面对社会基本文化诉求并以此为逻辑起点和靶向，而是在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支配下热衷于各种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标志工程、速效工程，热衷于文化建设中的权力意志所决定的随机虚拟指标以及对这些指标的政绩验收。”一些文化建筑建好后，门前冷落，入不敷出已成常态，不要说正常的维护费用无力筹措，有不少连水电费交起来都十分困难。

　　在一些人看来，只有标志性文化建筑才是主流文化的代表，才是中国人才能的显现，借此才能在世界文化发展中傲视群雄。在这种荒唐理念的驱使下，本来就投入不足的城市文化建设过多地向精英文化倾斜，嗷嗷待哺的大众文化、草根文化却无米下锅。难怪坊间戏称今天的一些城市文化是“领导的文化”“富豪的文化”“洋人的文化”。

　　“人化”和“化人”是关键

　　从风靡全国的大妈广场舞，毁誉参半；到徐州街头的万人集体暴走，评价不一；再到农民工业余时间四处游荡，无可奈何，这其中透露出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城市文化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尖锐矛盾，城市没有提供更多可以选择的文化活动方式，他们只好千人一面、万众齐趋地参与某项单调的活动。那些高不可及的一流歌剧院、音乐厅，那些交响乐、芭蕾舞、歌剧，票价都高得吓人，大众看不起，也不愿看，他们需要的是适合普通百姓消费的平民文化，尤其是那些参与式、体验式的自娱自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