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良镛：人居理想 科学探索 未来展望

　　编者按：

       吴良镛，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教授，博导，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国家注册城市规划师。1944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获工学学士，1949年毕业于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获建筑与城市设计专业硕士，1946至今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系）历任副系主任、系主任、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务。其间先后受聘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澳大利亚悉尼理工大学、美国加州大学Berkeley分校、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联邦德国卡塞尔大学等机构的客座教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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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居理想的萌发与人居事业的起点

　　一个人的一生不能没有理想，立志是人一生不断前进的动力。要思考我这一生到底想要做什么？想要有何作为？有何抱负和志趣？想要从事什么专业？立志往往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伴随着成长的经历、所见所闻所想而一步步顿悟、提升，当然，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我之所以选择建筑事业作为一生的追求方向是与我青少年时的成长经历有着密切关系的。

　　1922 年，我出生于南京一个普通职员家庭，当时国家正值内忧外患，中国大地战火连连，苦难深重。年少时，蚌埠的叔父经营亏损，不得不将南京的部分祖产典当，凄风苦雨中一家人被迫告别祖居。1937 年南京沦陷前，我先后到武汉、重庆合川求学，在江苏省办的寄读学校就学二年余。1940 年6 月在合川参加大学统招考试，刚交完最后一科考卷，就听到防空警报响起，日本人的战机突然来袭。当时我们赶紧躲到防空洞，一时间地动山摇，瓦砾、碎石、灰土不断在身边落下来。当我们从防空洞出来，火光冲天，大街小巷狼藉一片，合川大半座城都被大火吞噬，我敬爱的前苏州中学首席国文教员戴劲沉父子也不幸遇难了。这些痛苦的流亡经历，促使我内心燃起了战后重建家园的热火，成为日后发奋学习、报效祖国的强大动力。高考结束三天后，我怀着“从事建筑行业、立志修整城乡”的抱负，作别国立二中，走进了中央大学建筑系。

　　在中央大学求学期间，我受教于我国建筑教育先驱鲍鼎、谭垣、杨廷宝、刘敦桢、徐中、李剑晨等诸位先生。群贤学术上的言传身教和生活上的殷殷关切，至今令我感念；在四川的生活经历和学习所获培养了我学术思想的萌芽，基层人居环境建设、住宅研究与建设等都成为我始终关注的课题。对战后重建的憧憬和报效国家的热情，使得我逐渐树立了一生孜孜以求的“谋万家居”的宏大理想，对以后的事业和学术思想的发展影响深远。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 年10 月我受梁思成先生之约赴清华大学协助筹办建筑系。1948 年，在梁思成先生的推荐下，我赴美国匡溪艺术学院（CranbrookAcademy of Art）跟随沙里宁（Eliel Saarinen）学习建筑与城市设计。在美国留学期间，除家信及梁先生在清华解放前夕给我的一封信外，基本与国内失去联系，在学校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后来与在他校的留学生也失去联系，潜心蹲在象牙之塔中。但是有几件事促使我紧急回国。其一是朝鲜战争，讯息每日没完没了的广播，电影中附加着对朝鲜的狂轰乱炸；其二是梁先生和林先生要我回国。我收到一封是林徽因口授罗哲文代笔的，空白处有好多行歪歪斜斜的字，一看便知是林先生卧床亲笔加写的，大意是国内形势很好，百废待兴，赶紧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工作。当时我正在小沙里宁的事务所工作，他得知此事，非常冷静，告诉我说：“这件事对你是非常重要的，这取决于你未来的事业是放在东方还是放在西方。”事实上，当时，我的心早已回到东方了。

　　回国经历了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当时，香港已对归国人员封锁，不办过境签证。我从留美同学蔡梅雪那里得到讯息，知道当时哈佛大学有一个中国留美科协，我联系到了当时的负责人侯祥麟（后来他也回到祖国，并担任过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石油科学研究院院长），询问如何办理归国手续，并匆匆办理。我乘坐邮轮克利夫兰号回国，同船的还有数学家华罗庚。克利夫兰号先停靠在九龙，需要再转铁路。当时仅允许我们登岸。下船之后，拎着自己尚可以手提的行李，在左右两排军警的押送下上火车。进入国境后，深圳服务员端来一碗放有一根香肠的热米饭款待，我顿时感到祖国的温暖之情。那时长期战乱的破坏随处可见，广州城破破烂烂，珠江大桥还横斜在珠江河道中间，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梁先生和林先生信中所言“百废待兴”的时代召唤。

　　如果说在美国读书时，头脑中还只有一个模糊的建设祖国的理想，那么，回国之后，看到“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祖国，热火朝天的时代洪流，我的理想更为明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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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居环境科学的产生和发展

　　2.1  从建筑到聚落：“聚居论”的突破

　　中文“建筑”一词源自日语的翻译，在很长时期中，中国社会所认为的“建筑”等同于“房子”。中国学者对建筑学要义的探索从未停顿。1947 年，梁思成先生从美国回来，在建筑系的开学典礼上对第二班学生的讲演，提出两点：（ 1）“住者有其房”，有意识地把建筑的主要任务导向适宜居住的住宅；（ 2）“体形环境论”（physical environment），是指以物质空间环境为主体，从家居至整个城市及若干城市间的联系，是人类生活和工作的“舞台”，将建筑的概念从房子拓展到环境。解放初，建筑系也一度更名为“营建系”，内涵更为广阔。

　　当代的考古研究发现，自新石器时代，人类开始聚居在一起，建造房屋、从事耕作、饲养牲畜，并挖掘壕沟以保障安全，这就形成了聚落（settlement）。在陕西西安市临潼区城北的姜寨遗址，就是典型的新石器时代的聚落遗址。聚落布局非常清晰，居住区的房屋围绕中心广场分布，房屋分为四组，均是较小的房屋围绕着一座较大的房屋，可能是四个家族的住所（图1）。东南部有一所大房子，是氏族公共活动场所。居住区外围还挖掘有壕沟，以保障安全。西安浐河畔的半坡遗址同样是新石器时期母系氏族的典型聚落遗址（图2）。1978 年，我赴墨西哥参加第13 届国际建协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墨西哥人类学博物馆中看到早期村寨的图纸，与姜寨、半坡遗址的空间布局上有很多相近之处，可以看到世界各地人类早期聚落的相近之点。这些聚落使我不禁联想起中学时在四川乡下居住的生活体验。林盘是成都平原地区的一种典型聚落模式，几户人家围绕起来，饲养一些牲畜，中间是竹林，外围是田地，这样就形成一个村落。今天成都郊区的村庄仍有这样的聚居的痕迹。

▲ 图1 | 陕西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聚落

▲ 图2 | 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聚落

　　“聚落”的概念提醒我们，建筑学不能仅指房子，而需要触及本质，即以聚居（settlement）说明建筑，从单纯的房子拓展到人、到社会，从单纯物质构成拓展到社会构成。聚落的认识是人居环境科学理论的一个最基本的启示点，也是我建立“广义建筑学”与“人居环境科学”的切入点。从中国问题出发，找到了这个启示点和切入点。这使得我们看问题的角度更高了，不再局限在建筑学本身的领域之中，而是与更多的相关领域、相关学科相交叉、融合。

　　2.2  广义建筑学的构想

　　广义建筑学思想的提出是在1987 年。当时，在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在清华大学召开了主题为“建筑科学的未来”的讨论会，会议的第一天，大家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于是，第三日，我提出尚在酝酿中的“广义建筑学”（图3），未曾想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可。1989 年，《广义建筑学》一书正式出版。此书的撰写并未经历太长的时间，它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初期，那个充满活力的时代的产物。当时，整个社会都充满了改革和创造的激情，也开始有条件到墨西哥、美国、西欧等地参观考察，并与各国的学者交流，这些都促使我不断对现实问题进行思考，开始想到何不将建筑的诸要素进行分拆与综合，对传统意义上的建筑学进行扩展？想到这些颇有一觉醒来，豁然开朗的感觉。可以说如果没有社会的激情、改革的推进，就产生不了这样的思想和作品。今天，大的时代背景又不同，我们对于学术的思考也应有新的思考与见解1。

▲ 图3 | 建筑学-广义建筑学

　　2.3  人居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历程

　　人居环境科学的酝酿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积累和探索的过程。1982 年我在中科院技术科学部的大会上做了题为《住房·环境·城乡建设》的学术报告，现在看来其学术思想仍有一定的前瞻性，可以说是理论准备时期。1989 年，《广义建筑学》出版，提出“聚居论”，从单纯的房子拓展到人、到社会，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1993 年，在中科院又作题为《我国建设事业的今天和明天》的学术报告，第一次提出“人居环境学”的概念。2001年，《人居环境科学导论》一书出版，可谓是初步建立了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体系。2010年，人居环境科学获得陈嘉庚奖，得到了科学界的肯定；2011年，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可以说是得到了国家的肯定。可以不无自信地说，我们找出了一条道路，但是时代的任务还很艰巨，还要继续从事人居环境科学的理论实践，希冀得到新的发展。

　　人居环境（Human Settlements）是指包括乡村、集镇、城市、区域等在内的所有人类聚落及其环境。人居科学以人居环境为研究对象，是研究人类聚落及其环境的相互关系与发展规律的科学。它针对人居环境需求和有限空间资源之间的矛盾，遵循五项原则：社会、生态、经济、技术、艺术，实现两大目标：有序空间（即空间及其组织的协调秩序），以及宜居环境（即适合生活生产的美好环境）。
在研究方法上，人居科学注重人类聚落及其环境的相互关系和组织原则，超越物质空间对象本身。包括：有机整体，即区域、城市和建筑各层次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系统整体，即自然、社会、人、居住、支撑网络多系统交叉整合优于单一系统；生成整体，即人居环境是历史发展过程，各个阶段都具有相对整体性。

　　在学科体系上，人居科学以人为核心，拓展建筑学、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三个学科，作为人居环境科学主导学科群，与相关学科有关部分交叉，形成学科体系（图4）。

▲ 图4 | 人居科学的学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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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人为本，关怀居住

　　人居环境的核心是人，是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人居环境与每个人的利益切切相关，人居环境科学是普通人的科学。《尚书》有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管子》亦言：“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以人为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人居环境科学的立足点：宏观层面上，国家战略与区域发展要以民为本；中观层面上，城乡建设要以人民群众的需求为出发点；微观层面上，广大群众也需要一个良好宜人的生活环境。

　　亨利·丘吉尔（Henry Stern Churchill）1945 年出版的《城市即人民》（The city is the people) 一书，强调人是城市的核心，没有人城市就无从存在，应关注基本的邻里规划。1946 年我应邀来清华，其间有机会了解到邻里单位的理论，很受启发，当读到《城市即人民》一书时，更是顿然领悟；又在学校旁听费孝通先生的《城市社会学》、《乡村社会学》课程。经过多方阅读与思考，写出了归国后我关于城市规划的第一篇习作论文，萌发了“完整社会单位的理论”的概念。

　　社区本身是一个社会学概念，社区规划与建设的出发点是基层居民的切身利益。在社会整体转型的今天，建设“完整社区”（integrated community）正是从微观角度出发，进行社会重组，通过对人的基本关怀，维护社会公平与团结，最终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例如，社区养老问题，残疾人康复问题，青年工作者的居住问题等等。今天的中国已进入所谓“后单位”时代，由各事业单位的“大院”分头负责逐渐转向由社会负责，因此必须丰富社区的内涵，建设“完整社区”，承担综合功能，解决社会问题。

　　从中国当前的社区发展来看，主要是以房地产开发为主的建设经营模式，市场经济起主导作用。虽然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也存在很多问题。美国学者凯瑟琳·鲍尔（Catherine Bauer）2早在1934 年出版《近代住宅》（Modern Housing）一书指责当时住宅经营为“奢侈的投机”（the luxury of speculative），指出“不好的制度不能产生好的住房，但只有良好的制度也不一定能产生好的住房”3，“现代住房是用于居住的，而不是用于谋利的，房屋与社会设施一起作为综合性邻里单元的一部分按照现代方式来进行建造。”4。从上世纪初到现在，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仍要清醒地认识到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可以广泛借鉴国际建设“社会住宅”的成功经验，不能盲目遵循美国房地产的发展途径。

　　在我国，1945 年林徽因即著文论战后住宅，1947年梁思成提出“住者有其房”是人民群众普遍的渴望。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我们更要思考如何利用自身的智慧来解决时代的问题，在住房建设中加强社会主义的内涵。在当前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理论上说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社会建设就要责无旁贷地加多一份责任和义务。住房及社区的多种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投入更多的力量，社区规划还需要积极的倡导与规划，建立良好的居住环境秩序，促进人民安居，这是走向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社区和住房问题是关系民众生存的关键问题，也是当今的社会热点问题，目前各个学科领域虽然做了许多工作，但往往缺乏整体的思想，有支离破碎之嫌。需要进行多学科融贯综合的研究，将社区与住房建设置于城市化与城乡统筹发展的宏观背景下来认识，在战略上整合它所涉及的多方面政策问题，在战术上需要在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园林设计所进行的物质空间规划建设的基础上，融合社会学、经济学、公共管理等领域的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综合探讨住宅设计、环境塑造、生态治理、制度保障、社会组织等各方面问题，以实现良好住房、完整社区和和谐社会的共同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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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研究的新方向：

　　从京津冀区域空间发展到广义的京津冀

　　 2017 年4 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雄安新区，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我们对于这一地区的研究是逐步发展的。追溯起来，1958 年，建工部在青岛召开的城市规划会议，刘秀峰部长号召要在全国推行“快速规划”。我们相应跟着形势与河北省建设厅联系，参加河北省副省长胡开明主持的河北省若干城市的规划竞赛。教师赵炳时、吴焕加、陈保荣等和我分别带领一组学生在保定、石家庄、承德、邯郸、邢台、宣化等地试做快速规划。我当时主持系务，为来往北京较为方便起见，选择参与保定规划。

　　在我们开展规划工作时，保定旧城尚完整繁荣，是居民的主要集中地。与此同时，京广铁路西部已经发展了一些大型工业企业，如印钞厂等。城市西部山区不仅地势险要，而且文化资源深厚，有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也有紫荆关等自古以来的雄关险隘。规划工作的任务之一是把旧城与跨过铁路即将发展的新区联系为一个整体。当时的工作是在市长郝铁民带领下在建工部干部合作下开展的，我带领着清华的五位同学一起工作5，对全区进行分析，对道路、绿地等都深入设计，对旧城保护、新区发展开展了全面规划（图5）。规划的方案也在不断的调整中，开始新区的道路网是斜向的，后来尊重当地的意见改为正南正北，最终的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东西城有机联结，有广场、有新中心、有绿带，空间有序、疏密有致，形成了一个比较深入而实际的规划方案，并且对旧城的大慈阁、南大街、直隶公署及西部一亩泉等特色保护非常关心。

▲ 图5 | 保定市城市规划总图（1958）

　　如果要对当时清华在保定的工作进行自我评定，在我数十年的学术人生中，除北京外，参与了不少地方的规划，有的建议可能得到了一定的采纳，有些局部地段，如深圳中心区建筑群等的设想基本上也得以实现，但处于关键时期的一个中等城市的规划能够得以较完整付诸实践的，并且有后继者持续完成的，唯有保定，这一经验值得认真总结。但是可惜的是，当我正在对保定专区继续深入调研时，被仓促召回学校，整份资料由于涉及保密，按照规定存放在资料室，拟回校后再觅时间继续做下去，可惜这份文件在“文革”中被勒令处理，我非常心痛。

　　在此期间，我们还去参观了白洋淀，一片泽国，真是太美了，芦苇丛丛，碧波荡漾，令人心旷神怡。当时有一部小说叫《新儿女英雄传》，记述的就是白洋淀一带的农民抗日活动。我们在白洋淀就是由当年的游击英雄刘博领着去的，他当时是县委成员。白洋淀旁边有一展览馆，陈列水产标本，记得里面有一个鯸鱼标本长有近一米，足见当时生态环境之好，我们也被宴请吃鱼宴。“文革”后我曾再去白洋淀，只见湖底龟裂，已经不复往昔的繁荣，虽然当地的接待人热情招待，也还能吃到鱼和一只小鳖，但这顿午餐让我内心凄凉，很不是滋味。

　　1978 年清华任命我重主系务后，在繁重的拨乱反正工作中，以无比兴奋的热情，投入思考首都规划建设工作。清华建筑系一度组织教师，集体从事北京市总体规划研究。1979 年，我们第一次提出将京津唐地区融为一体的规划构思（图6）。将唐山纳入规划视野，在前一段时期内一些个案的基础上，我认识到对于北京的问题，还应该回到整体研究，才能找到出路。

▲ 图6 | 京津冀地区发展规划设想（1979）

　　1999 年面临国际建协第20 届世界建筑师大会，我除了负责主旨报告外，又鼓足勇气提出“世纪之交走在十字路口的北京——对大北京地区概念性规划设计研究”。在1999 年6 月国际建协大会结束后，我们就将大会未能展出的展板及报告内容向当时建设部部长俞正声同志汇报。他特别来清华听取汇报后，认为这项工作很有意义，并表明他支持这一项研究，但提出将“大北京”改为“京津冀北”，于是，按此立题。后来，由于研究范围的扩大，改称“京津冀”，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建设部基金项目开展研究。近十几年来，我们持续开展此项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出版了三期《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报告，也逐渐得到学术界和全社会的认可（图7）。

▲ 图7 | 大北京地区空间发展战略示意（2002）

　　在雄安新区的战略设想被提出之后，要进一步思考京津冀的发展，而反过来，雄安新区也不是孤立的点，而要放在京津冀这个大背景下去看待、去研究。宜乎建立“广义的京津冀”的思想，实现“包容式”、“融合式”的发展，充分考虑雄安与北京、天津的关系，三者相“容”、相“融”，化解矛盾，协同发展；同时要为河北的发展留有余地，不是从河北划出三个县来给新区，而是要充分考虑保定等的发展需求，从地区整体发展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进行研究和规划，让每个地区都感到“有他自己”。

　　就新区规划而言，首先要从大处着眼，明确大的前提，包括：水、土地、生态环境的基本状况等，要将白洋淀的治理作为新城规划建设的前提；其次，要研究现状城乡布局，分析它合理和不合理的地方；第三，要遵循城市规划的科学原理，按照步骤，一步步来，这是无法跨越的，其中，城市设计当然至为重要，但是城市设计的开展不必过急，宜乎后期根据现实状况因地制宜；第四，启动区面积不宜过大，踏踏实实逐个把小片区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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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时代使命：“一带一路”的畅想

　　2013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旨在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造福世界各国人民。这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怀、是“兼济天下”的宏大战略构想，必将开辟新局面，开启新时代。

　　回想我的青年时代，在重庆大学读书之时就受到了“丝绸之路”( 图8）的感召：作为学生在中央大学看到张大千自敦煌归来在重庆举办的展览；常书鸿自法国回国，在去敦煌前也举行了展览；吴作人也曾一度赴大西北；此外还有朱光潜、宗白华等大家关于敦煌的讲座……

▲ 图8 | 丝绸之路

　　一直到1980 年代，我获得了对这一地区深入了解的机会。1981年，我自西德访问归来，中东阿卡汉建筑基金会与中国建筑学会组织各国建筑学家沿着丝绸之路沿线考察，主题为“变化中的农村居住建设”。一个考察团队从北京到西安、经河西四郡再到乌鲁木齐、南疆，直到喀什，得以深入了解了这一地区的建筑与城市发展。1984 年，我带领几位当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年轻教师到西北及东南沿海地区考察，经杭州、苏州到泉州、厦门。泉州正是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图9），基于厦门大学庄为玑教授的指导，对建筑与城市历史进行调查，并进一步获得了对这一地区的整体印象。

▲ 图9 | 泉州城的山水格局

　　 “一带一路”是中共中央提出的宏大构想，这必然会对中国及欧、亚、非相关地区的人居环境的发展带来新的挑战。从更宏观的战略来看，我们面临巨大的历史契机，为人居环境的发展，带来新路。在历史上，丝绸之路就不仅仅是一条商业贸易之路，更是东西方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进行相互交流的大动脉。

　　 “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体系，“一带一路”的研究应当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从空间上而言，应当有放眼沿线国家，乃至全球网络的大视野；从时间上而言，要“向历史致敬”，亦向“未来拓路”。“一带一路”的人居环境发展也必然是一个综合的体系，在学科领域上不断拓展，在研究内容上不断充实。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繁荣走向整体的美好的人居环境的创造。新的创造不是一天两天，而是以百年为期，可以预见，未来将会实现新的辉煌！

　　2017 年下半年党中央召开的“十九大”，为未来五年全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定下基调，也必然要确保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实现，实现党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在此征程中，人居环境事业应当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在文明发展的进程中有一点是始终不变的——社会要进步，人类要追求更加健康美好的生活。回顾历史，一个民族的发展始终是与美好的人居环境相伴随的，人居建设的最终目标是社会建设。我曾在《北京宪章》中提出：“美好的人居环境与美好的人类社会共同创造”，就是意图将人居建设与社会进步的目标逐步统一起来，各种设施的建设无不源于美好的人居环境与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如今，我虽已年逾九十五，但仍坚守在教师的岗位上，仍要求自己以一种积极的精神面貌面向未来，促使自己力所能及地不断探索广阔的学术新天地，探寻哲理、问道古今，弘扬创新精神，向往民族复兴。当前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大的时代，未来有无限的生机和激情。愿与广大学人一道共勉！让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拙匠迈年豪情未已！”

　　注释

　　【1】2 0 1 4年，在《广义建筑学》的中文版出版2 5 周年之后， 得益于意大利罗马大学Lucio Barbera教授的努力，《广义建筑学》的意大利文版和英文版出版，可谓意外之喜，也说明了国际学术界对此书的进一步认可。

　　【2】鲍尔教授是梁先生挚友。1950年，我在自美归国前去旧金山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 C Berkeley）拜访她，她专门带我去参观地区主义建筑理论的重要人物Greene 兄弟所设计的住宅。

　　【3】A l t h o u g h i t i s n o t true that any sociale c o n o m i c o r d e r which could produce good housing would be ipso facto a good system, it is true that a n y a r r a n g e m e n t which cannot do so is a reactionary and anti-social one.

　　【4】彼得· 霍尔（ P e t e r Hall）《明日之城》中介绍的鲍尔学术观点。

　　【5】分别是吴光祖、郑光中、吴宗德、韩琪、邹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