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美国减税助推中国大城市化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了一场大地震，发动了一场针对全世界的不流血、无销烟的经济战争——减税。这是序幕刚刚拉开的事情。更可怕也更可爱的是，这是一场超级正义的战争，是战争史上唯一一次对应战者而言有利于大众、有利于全人类的没有牺牲只有福利的世界战争。

　　全世界都必须应对美国减税。美国把企业税从35%降到20%或者更低，相当于凭空给美国企业增加了20%以上的利润，所以国际资本回流美国是大趋势。据说一向高税率的欧洲国家也在考虑减税，否则日子更没法过。

　　早在半年前的4月30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别再误判了！美国降低企业税，中国整个税收思维要变》一文就写道：“中国专家预判错误太多，使我们在国际上被动。我认为，美元会加息，全世界的资金流向美国；特朗普会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美国制造业回归并且掀起创新潮；特朗普减税会成功。我们不能光让企业提高产品在全球的竞争力，同时也要考虑国家税收政策在全球的竞争力，这就需要我们及时对原来的税收政策作出调整，甚至需要重新规划和设计。这正是当前我们面临的、迫切需要研究和处理的重大问题。”

　　中国要正确应对美国减税，尤其棘手。

　　前不久有一篇文章《谁在养中国？》，文章写道：

　　从政治角度看，中国有34个省级行政区。从经济角度看，要把香港、澳门和台湾剔除掉，中央财政的管辖范围是31个省。其中，从2014年到2016年，东北、华北、中部、西部25省合计的财政缺口数从31927亿（元），上升到48134亿，增幅51%。而2017年上半年的财政缺口合计已经超过2.5万亿，全年将超过5万亿了。这些财政缺口，要靠东部沿海创造出财政盈余的6省来弥补。

　　2016年，福建的财政盈余644亿，江苏5178亿，浙江5441亿，北京6390亿，上海7748亿，广东9301亿（外加深圳2851亿），合计起来，总共给中央财政带来了30373亿的贡献。已经达到极限了，从2014年到2016年，六省一市合计的财政盈余幅度始终维持在3万亿元左右。

　　财政有盈余的省份，刚好就是三大都市圈外加福建，这个全中国人口流入最多的六大省份：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福建。要知道，全中国跨省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约4成）中的将近90%都流入了这六大省份。

　　要减税，只有减这6大省份的税。而且是非减不可。李方的《哥们，是企业！——川普剃刀下的全球竞争新趋势》（原创 2017-12-04 叔的刀法）一文告诉我们：“昨晚跟安邦咨询公司创始人陈功吃饭，他说，美国减税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还是东南沿海各省，像广东、浙江、江苏等，因为这些地区努力发展的高技术产业，跟美国才是直接竞争关系。因此美国减税除了对中国企业整体上构成冲击，更重要的是对中国高科(600730,股吧)技产业发展的战略性挑战。”

　　减税的结果是什么？很明显，人口流出的广大区域会减少来自中央财政（归根结底是来自6大东部沿海省份）的转移支付，那些欠发达地区衰落得更快，就业机会更少，人们将势必加快向东部沿海省份的流动。

　　换句话说，美国减税的蝴蝶翅膀，掀起了中国大城市化的浪潮，势必加快中国大城市化的脚步！特朗普这个美国佬，手真是伸得太长了。没办法，全球同此凉热，这就是经济规律。

　　有人说：财政转移减少导致欠发达地区更加落后，人口再次涌向大城市。国家会想对策，保持财政转移欠发达地区不变，加大对发达地区的税收，这样加速各地的平衡！

　　但这无异于痴人说梦。加大对发达地区的税收？你有没有想过会加速发达地区的衰退，导致转移支付进一步减少？因为资金和企业家都长着脚，长着飞翔的翅膀。哪里的法治环境好，哪里税收低，他们就往哪里去。如果税收太狠，企业家要么用脚投票，要么创造精神自我休眠。

　　说到这里，一定要再次认清财富的本质。财富的本质就是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迪拜一个沙漠之地，为什么成为全球的富人天堂？全世界最高的建筑——800多米的阿利法塔就矗立在那里，很多人以为那是因为那里石油储量丰富，但真正根本的原因，是因为那里是整个阿拉伯地区的低税天堂。

　　相反的例子是新南非。清华大学秦晖教授是研究南非最深入的一个学者，他讲到一个南非悲惨的事实：曼德拉上台以后，采取了一系列过度偏向黑人的政策，导致南非经济首都约翰内斯堡主城治安混乱，大量白人被迫搬离，黑人无偿占用了主城的高级公寓和高级宾馆，但是不久又维持不下去，只得退回南城的贫民窟。而搬离的白人，则在城北新建了繁华的新城。南城黑人的境遇则更悲惨了，因为他们要到富有企业家精神的白人区才能找到就业机会，但和白人城市之间隔着鬼城一般的遥远的约翰内斯堡主城。

　　任何时候我们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不要以为有了几个钱就可以胡作非为忽视富人和企业家：财富的本质是人，同样的房子，富人住就住出富人的价值，穷人住就住出穷人的价值。真正的财富不是有形的物质，而是无形的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财富不是物质也不是钱，不信看看委内瑞拉的钱连擦大便的纸都不如。

　　任志强2017年12月3日在凤凰网财经峰会上也讲了一段历史：1949年中国GDP是日本GDP的2.5倍，但1979年日本GDP反而是中国GDP的4倍。经过改革开放后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到2015年中国的GDP才又变成了日本GDP的2.5倍。如果没有前30年消灭了企业家，中国怎么会浪费60年时间才和日本又保持了1949年的GDP水平呢？可想而知计划经济给中国造成的巨大损失。

　　这中间丢失了什么？又找回了什么？丢失的就是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找回的也是这个。所以他说：从这两百多年的历史情况来看，推动社会进步的不是政治家，是企业家。

　　财富依托于企业家而存在，同样，企业家服务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的创新精神也必须依托于人而存在。人越多越密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就越是英雄有用武之地。我们一直试图搞转移支付均衡发展，甚至用行政力量试图疏散大城市产业和人口，是与此背道而驰的。

　　昨天，一位律师朋友在微信朋友圈说：“买了两个清仓的柜子，一个五斗柜875元，一个鞋柜600元，特别扎实特别沉。两个人帮我送上楼，放好柜子聊了两句。我说年关到了是要甩货吗，那位年长一些的师傅脸上出现凄然之色:不是的，因为政府不让我们干了，说不环保。你这回买的家具值了，要搁以前，两件加起来至少得5000块。都是实木的呀，货杠杠的。我说，那别的地方能干吗？他说，不成，太远了物流成本高，东西再好，成本高了价格就高，现在网上的价格我们完全承受不了。一比价，我们的东西就没有人买。我买到了物美价廉的东西，心里却并不开心，为这家具厂难过，为这些即将失去生计的人们难过。”我评论道：“我说过，不存在产业疏散，一疏散就烟消云散。”

　　把人赶出去是容易的，但是难就难在给人提供就业岗位。这个，只有企业家能够提供。我们曾经试图计划包揽一切，不要企业家，结果，几千万知青的工作无法解决，全部赶到乡下，美其名曰“农村广阔天地大有所为”，我们不能忘这个本吧？所以，今天离开的人们，总有一天还要以另一种方式转身，回到城市。

　　我们必须同时改变财富思维、税收思维和城市化思维，三位一体，才能正确应对美国减税，才能真正在全球性的企业家竞争中赢得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