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购物过程中,讲价是很多中国人的一大习惯。在20多年前,每次与夫人上街购物,总会因价而争。在个体户的摊位上,她可以把价格压得很低,连我都看不过去,有时为个体户说话。因此,再回来的路上免不了争争。现在收入增加了,这样一些事情才少一些。但是,只要到集贸市场走一走,还是可以听到讨价还价的声音。
但是,有的购买行为却是出人意料地价格越高越好。这就是最近又处于风口浪尖的“高价绿化”。据报道,河北某地政府招标的一个绿化项目,放弃本地产的几百元一棵的杨树不用,从南方引入胸径40厘米左右的大银杏,出厂成本数千元,长途跋涉落地后,每棵树的费用高达5万元(《经济参考报》8月26日)。一年之前也有类似报道:一株普通的榕树,在账面上身价高达10余万元;一项实际支出60多万元的城市绿化工程,账面支付款却“疯长”到了150多万元……
为什么会如此的“一公就贵”?我想原因无外乎以下几点:
一是财政经费增加了。随着经济的发展,财政收入的增加,各地的绿化经费也相应地增加了。这就是“水涨船高”。比如,2011年12月,上海市调整了浦东新区公园绿化养护定额,四星级公园按一级绿地30.59元/平方米/年标准调整,其它公园按二级绿地23元/平方米/年标准调整,环城绿带中公园参照市定额标准的70%,即16.1元/平方米/年。而原来一级绿地只有11.34元。此外,原公园内公厕、草花费用不单列。浦东新区公园的养护经费原来是1090.52万元/年(城市维护费842.56万元、农林资金247.96万元),定额提高后年度养护经费2182.82万元,增加经费1092.30万元。增加经费拟由城市维护费中安排877.00万元、由农林资金安排215.30万元。上海如此,其他地方也概莫能外。
二是要钱容易了。财政收入增加了,除了绿化经费增加之外,就是绿化的工作经费也容易申请。而绿化涉及到城市面貌,也更容易申请成功。如为了进一步落实沧州市市委市政府确立的大干5年、全市增加林地150万亩的绿化奋斗目标,加大“三个百万亩绿化行动”的推进力度,加快生态沧州、宜居狮城的建设进程,根据全市造林绿化任务重、工作量大的实际需要,沧州市林业局申请解决造林绿化工作经费10万元,以确保“1536”绿化工程的顺利实施。可见,绿化经费加上工作经费,各地的财政审批一松,绿化“流量”在加大。
三是监管放松了。与办公楼建设、地铁工程相比,绿化经费往往是“小菜一碟”,因此也容易成为政府采购的“死角”,审计监督的“空白点”。各种监督手段更多的关注民生、高铁的大额支出。实际上“高价绿化”在2006年就成为关注的焦点。2006年5月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表示,要坚决制止“高价建绿”的不良倾向。高价购买大树古树,动辄几万元、十几万元,保证不了成活率,造成巨额的资金和生态浪费。要坚决制止这种急功近利、贪大求洋的做法。而从2006年以来的“绿化腐败”案件来看,显然很多“绿化人”把副部长的话当成耳边风。“高价绿化”不是少了,而是越来越多。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监管不到位。如果最近两年还出现“高价绿化”的问题,只能说这少数人胆子真是大。因此,我们希望反腐败是全方位的,也要时常刮进美丽的“森林”。
四是官员胆子大了。德国重商主义曾经提出“财政学是一门拔鹅毛的科学”——怎么样拔鹅毛最多而鹅不叫。现在看来仅此已经不够了。如果说收入是从“鹅”上拔毛,支出则是从“雁”上拔毛,我们习惯上是说“雁过拔毛”。随着反腐败力度的加大,雁过拔毛的“老虎”与“苍蝇”越来越多地被揭露出来。如果监管不力,可能出现“大建设大腐败”的格局,这也是笔者常说的“发建设财”。从2008年之后,杭州市在三年内投资1600亿元用于城市建设。因此,杭州市工程建设领域违纪违法案件也增加,办案人员把“城建腐败”的特点概括为“三多一高三化”,一是受贿案件多,二是串窝案多,三是涉及部门多,四是涉案金额高。而“三化”,一是潜伏期长,腐败趋于隐蔽化,二是能力较高,腐败趋于智能化,三是手法更新,腐败趋于迂回化。广州2013年4月曝光的案例也很明显,原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党委书记、广州从化市原市长郭清和在林业专项资金分配拨付、园林绿化项目招标、企业资质核准等方面大搞“权钱交易”,大肆收受私人老板和下属干部贿赂共计人民币200多万元。我们不能不说下手太狠了。
五是老板胆子更大了。为了争到园林绿化工程,有的老板可以说是不择手段。自2005年7月任古城区园林绿化管理局局长的赵桂强,在丽江市城市园林绿化工程发包和实施过程中先后多次非法收受贿赂款物共计55万余元。法院认定赵桂强多项受贿事实:2010年至2012年1月,丽江红太阳园林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王某在承包园艺绿化工程中先后4次行贿赵桂强共计22万元;2011年至2012年1月,丽江市古城区束河办事处安乐村和某在实施古城区园林绿化管理局发包的部分园林绿化工程中,3次行贿赵桂强2万元、1万元、5万元……
六是政绩观扭曲了。不顾财力,不顾民生,过分追求城市的“靓丽”,是一种扭曲的政绩观,是一种“变态的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教育与研究中心教授任建明指出,贪大求洋、南树北种等愈演愈烈的“绿化奢侈病”脱离了园林绿化的本意,一些领导干部把园林绿化当成长袖善舞的工具,不仅造成浪费,还为腐败留下了空间。最近,中央巡视组也点名批评江西造林绿化“一大四小”工程,历时4载、耗资数百亿元,因为戴着“一号工程”的帽子,这场“脱离实际”“好大喜功”的工程得以强力推进。在巡视中,因为种树挨批的不多,这也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江西不是一个富裕的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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