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规划之父”遇上“规划之神”

　　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因为广州中新知识城规划的挫折，发出了不要再叫他“规划之父”了,他在广州遇到了“规划之神”的感叹。他说的“规划之神”就是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近日被调查、免职的原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

　　为万庆良戴上“规划之神”帽子的是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但是披露这个细节的是中山大学地理与规划学院教授袁奇峰。袁教授在微博上批评“出事官员”万庆良不懂常识，规划“疯狂又狂妄”，山顶挖湖，山地修建百米大道，迅速引发社会关注。袁教授举例说，广州海珠区建设环岛轻轨的项目明显不合理，在江边修轻轨技术上的难度可想而知。这既解决不了交通问题，又增加不了开发用地，反而会破坏滨江绿地，而且运营轻轨每年投入上亿元，没有客流支撑，成本无法收回，这分明是给公共财政制造陷阱。

　　广州之外，各地频频曝出“糊涂规划”。比如，“世界生态宝库”湖北神农架建设机场，引发舆论批评地方忽视生态保护；2013年，济南欲在日军侵华遗址“万人坑”上建商业楼盘，被舆论批评后才叫停。在袁教授看来，这些乱象的出现，主要是一些地方领导把自己当成了城市“总规划师”，真懂规划的专业人员反倒成了画图工具。对一些“拍脑袋”的规划，领导美其名曰“讲政治”。

　　这个“总规划师”其实就是“规划之神”。有了“规划之神”，就有了“一朝天子”一朝规划的讽刺说。业内人士很清楚，近年来普遍存在一种现象，那就是每个领导都有不同的眼界、思维甚至利益，基本上不会走前任的规划之路。一些官员走马上任需要政绩，就修改以前的规划，提出新概念。下面“只唯上”的人则帮着进行“自圆其说”的论证，推进表面合法的程序。于是一个个“规划之神”的“杰作”频频登台亮相。

　　如果说政绩面前诞生“规划之神”，这或许情有可原，毕竟有着“为人民服务”的影子。然而，糟糕的是，一些领导之所以乐做“规划之神”，常常与利益输送关系密切。据报道，权力寻租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更改容积率，二是改变土地用途。前者，意味着一个小小的数字改变就能给开发商带来滚滚财源；后者，比如在很多地方以建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名义圈地，而实际做的是房地产开发，更是财源滚滚。

　　无利不起早。当“规划之神”把自己的物质利益跟政绩捆绑到一起，“规划规划，纸上画画”，最终是名利双收，那么，也就难怪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到了大陆水土不服，发出“规划之父”遇上“规划之神”的感叹了。当然，在“规划之神”眼里，所谓规划并不是一门学问，完全是一种游戏，山顶挖湖，山地修建百米大道，这可是堪比“红旗渠”的人间奇迹，人定胜天，谁敢说这不是了不起的政绩？至于千方百计进行权力寻租，这样的“规划之神”更加可恶，可恶的顶级表现就是那些让人心疼的“烂尾”工程，有的“烂尾”多年，到末了不得不花费巨资夷为平地。

　　袁教授的微博曝应该是不平则鸣。他原本是广州市城市规划委员会一名委员，正是因为“不听话”被取消了委员资格。而这个委员会原本有常设委员会会议，由于很多项目专家通不过，便被撤掉了。现在的委员会由市长担任主持人，国土、住建、规划等部门参与其中。专家大多“听话”，很少出现否决案，政府觉得这样“更有效率、更可控”。显然，这些“听话”的专家成了“规划之神”的“御用专家”，已经失掉了一个学者必须坚守的底线，成了“害虫”。

　　今后，“规划之神”这顶帽子没人愿意戴，谁戴上谁倒霉。我们需要的是“规划之父”，而不是“规划之神”，除非神一样的规划真的让老百姓如愿以偿梦想成真。或许，那些跟规划沾边的领导完全可以对号入座，看看自己是不是“规划之神”，如果是，接下来该咋办，想必自己已经有了现成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