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强：城市规划需要精准理性支撑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而当今，城市规划所面临的城市与自然之间的失和，城市内部不同事物之间的失衡，以及城市传承和创新之间的失续，都可以归结为追求市场化的单一逐利过程带来的后果。在西方社会普遍开始反思单一逻辑的时候，中华文明碰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即在更复杂的层面来理解城市的发展，以复杂的生态理性来认知城市的规律。

　　如今我们面临着城市和自然失和、城市内部多元系统失衡、城市传承和创新失续的三大问题。城市和自然失和的具体体现包括环境污染、水污染、空气污染；城市内部多元系统失衡，表现为基础设施项目、交通设施和周边环境严重失衡；城市传承和创新失续，包括土地供给、劳动供给、物资形态方面出现大量不可持续的问题。

　　城市与自然之间的失和，城市内部不同事物之间的失衡，以及城市传承和创新之间的失续，都可以归结为追求市场化的单一逐利过程带来的后果。可以看到，在世界城市规划思想方法的架构过程中，对单一模式的反思，以及在单一化之后对理性的追求，同时在各方面开展。无论在苏联还是美国，几十年来都在探讨单一模式的问题，包括非常著名的后现代理论提出的交往理论、协作式规划理论、文脉主义理论、人本主义理论、精明增长理论，无一不在说单一模式的不可行。

　　近年来兴起的弹性规划、韧性规划、混合城市规划，都强调单一模式必然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包括资本主义城市的大量问题。今天的城市设计面临的种种复杂问题，实际上都可以归因为简单单一理性、单一逐利造成的恶果。在现代城市发展中，假如简单地用西方理性来判断，将会得到非常多的谬误结论。在西方社会普遍开始反思单一逻辑的时候，中华文明碰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即在更复杂的层面来理解城市的发展，以复杂的生态理性来认知城市的规律。

　　中华理性思维的本质就是系统关联、深入思考、生态思维、复杂性演进的思想方法，正因其有这样的天生优势，在未来城市规划体系中，中华理性思维将扮演重要的角色。中华理性是一种相对于西方的更高维度的理性。中国传统的社会并不是以西方简单理性可以来判定的，它是一种更整体化的、更全面的、多代际间的理性。

　　中华理性思维与西方理性思维同样都是人类文明的璀璨明珠。但是，如果以历史辩证思维的角度思考，当今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也正是由于西方理性思维内在的缺陷所致，在更多的西方学者走向新的思想方法与思维模式探索时，中华理性思维这种从本质上就是系统关联的、生物、生态、复杂演进的思想方法体系突显出了优势：一是尊重自然规律的理性特质。中华思维强调对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尊重，认为人的行为要适度，与西方理性中的坚持绝对真理观、强调直线进化、认为人类能够无限改造自然的思维所不同。这种尊重城市发展规律的思维，正是对西方城乡规划理论中强调人对自然控制思想方法的一种有益调节。二是尊重整体秩序的理性特质。城市作为一个极其复杂的整体，其内部包含了人类活动、自然生态以及各种法则和限定，只有具有包容性的整体思维去思考城市的发展，才能真正理解城市发展规律，制定出具有合理性的城乡规划。三是尊重代际演化的理性特质。中华理性思维具有与西方理性中直线进化思维有着本质的不同，强调在伦理与道德层面上遵从大自然和义礼的统一，用道德伦理意识指导生活实践，可以纠正城乡规划思想方法体系中目前工具理性主导而产生的种种问题，回归人类社会发展求真与求善的宗旨，保持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平衡。

　　今天我们迎来了新时代的规划，兼容并打通东西方的智慧，从而完成融合、创新。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新时代的城市规划要以这套生态复杂系统的理性作为内核。其中三点极其重要：一为魂，生态理性智慧作为灵魂；二为支撑，复杂科学技术作为支撑；三为动力，即要解决中国和世界城市的问题。这三点构成未来新时代城市规划最重要的三大内核。

　　“大智云移”技术将有助于这套生态复杂系统的理性实践。“大智云移”，是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移动网络技术，为分析城市、把握城市规律提供了全新的感知，呈现多元化的社会，并彻底打破各个行业之间的界限。相对于传统规划技术手段，大数据具有数量巨大、类型多样、即时获取的优势，通过大数据可以科学地实现城市发展目标的大数据凝练聚焦、城乡规划成果的大数据沟通、城乡规划实施的大数据透明治理和城乡运营检测的大数据学习智化的全流程的数据汇总，从而使规划决策站在一种全新的高屋建瓴的角度。

　　（作者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同济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