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一切“大城市病”都可通过规划治好

　　著名城市规划学家芒福德说，“大城市是人类至今创造的记忆最好的器官”。

　　城市的繁荣兴衰，记录着国家的发展足迹，且和经济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同时，城市又是一个复杂有机体，有着独一无二的脉络和肌理，包罗万象。它的不可逆性也决定了一旦“生病”，需要及早“治疗”。

　　“如果沉下心去研究，规划得当，一切大城市病都能解决，没有什么好难的。”这是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所坚信的。2015年，新加坡建国50周年，BBC专门撰文，文章标题就叫《新加坡50岁：从贫民窟到摩天大楼》，对刘太格所大力倡导的、也是闻名遐迩的“组屋”（公共住宅）系统评价颇高：这不只是房屋修建，这是一个国家的修建。

　　离开政府职位的刘太格依然是新加坡国宝级人物。79岁的他开始创业，公司名字是父亲当年用过的名字。他说明年就是标准的“80后”、“更年轻”，这个年龄创业是因为还有很多理念想传递，“规划师的终极目的是提升民族尊严，让世界不再盲目崇拜西方。”

　　最近20年，他把规划、建设、治理新加坡的经验和理念带到中国，并且已为近50个中国城市做过规划。眼下的中国城市规划，站在一个新关口，如同当年的新加坡，正努力完成“从无到有”向“从有到优”的转变。

　　按照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的规律，中国已进入高速城镇化中后期，80%的经济总量来自城市，超过5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未来这个数字则将超过70%。十九大以来，“美好生活”、“以人为本”、“和谐宜居”这样的词汇被反复提及。刘太格在新加坡办公室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采访时，千里之外的北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好闭幕，会议进一步强调了高质量发展。

　　刘太格感受得到这样的变化，他认为中国已经具备最适宜城市规划的环境，“现在要用心做的，一是把规划方案做好，二是规划法治化。”末了，他又叮嘱，“不要操之过急。”

　　1、一只大鹏鸟和50只火鸡

　　NBD：新加坡是世人皆知的好城市，您的规划理念得到了证实。现在回过头来看，您理解、坚持的规划定义是什么？

　　刘太格：城市规划包罗万象，涉及方方面面，空间、经济、交通等等，规划处理的是一个综合问题。简单说，一个规划方案，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卫星镇，要用真功夫把动听的文字和数据变成合理的空间布局，最终落到一张蓝图上，并且方案中的每一条线，每一片颜色都能说清楚为什么。
规划没有什么好神秘的，道理都懂，但下真功夫很难。

　　NBD：明确了这个定义，您先后效力新加坡建屋局和重建局两个关键职能部门，也刚好是一个城市“从无到有再到优”的阶段转变。理念上发生了什么变化？

　　刘太格：建屋局是做中等规模的规划，到了重建局就是把过去所有东西融合起来，整体梳理。那时候我们做了一个“百年规划”，总规时间范围是从1991年到2091年，因为新加坡面积太小、人口太多，必须从长远考虑，现在想来依然是个好事。

　　如今全球很多城市的规划方案期限也只是15~25年，但我认为每个城市都应做一个长期的、整体性的规划。就好像写一本书，不能一章一章地写，写完第二章不知道第三章写什么，要有整体章法。如果一个城市，50年后会长成一只大鹏鸟，应该提早把整个大鹏鸟画出来，让它慢慢长大。如果只做短期规划，相当于画了50只火鸡，综合起来像，却并不是真的大鹏鸟。

　　大家喜欢新加坡，也是因为新加坡是按照大鹏鸟的规划方案来做的。当然这只大鹏鸟还在成长，新加坡人口已经突破570万，最近我提议做千万人的规划方案。
这个理念中国很多城市也在接受，比如西安、福州、昆明，人口是七八百万，我建议做一个50年～60年的规划，人口做到1200万左右，他们都接受了。
NBD：做这样一个长期规划，对主政者和规划师来讲应该都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所谓“真功夫”怎么练？

　　刘太格：人们称我是新加坡“规划之父”，我觉得夸张了，当时执政者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代规划师的智慧。但有一点我可以不谦虚地说，从建屋局到重建局，就是长达几十年的学习。

　　首先，建屋局具体职能是规划卫星镇，这个经验对规划师来说非常珍贵。这是一个从无做到有的过程，今天新加坡卫星镇的模式、内容以及它的宜居性，我想在世界上肯定排在前列。

　　做完规划之后做建筑设计，公共住宅每一户、每一寸面积，如何充分利用都要有科学依据，然后再做施工监理、物业管理。那时我的工作一方面是规划师、建筑师，同时也是开发商，因为我们不仅做住宅，也做相关配套，商业、工业，学校，还有体育场馆，我们按规划条件选好土地之后，让政府的相关部门建设。
物业管理的优点就在于可以接收许多居民的埋怨。鼎盛的时候建屋局有15000人同时运转，责任重大。而我有一个小团队，包括工程师、建筑师，还有很重要的社会学家，一定要用社会学家的眼光看城市发展规划。

　　最高峰的时候有12位拥有社会学博士学位的专家帮我分析问题。每1、2个月，他们会对过去做错的地方进行分析、得出结论。所谓做错就是规划方面的缺陷、建筑平面布局的缺陷，以及还有哪些没有想到的好的理念，分析之后放到下一轮规划和建筑设计中。
这样整套的、不断改进的工作连续做了20年，学到不少功夫。很多人问我最得意的卫星镇是哪一个，当然是最新的那个，因为吸纳了好的主意，把过去的毛病都改掉了。但遗憾的是，一般的规划咨询公司的工作方式是把方案做完交给业主就不跟踪了，正确与否，不得而知。

　　2、一张“合理”蓝图干到底，很关键

　　NBD：规划做出来，它的合理性怎么去论证？又怎么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

　　刘太格：新加坡的规划方案是法律严格保护的，不许随意改变，执行也严格按照规划方案来。那时候我对方案的合理性有相当把握，所以比较敢严格执行。不过即使这样，每次政府部门或者开发商要申报开发项目的方案，我也会鼓励他们对规划条例提出需要修改的意见。几乎每个月，我都会收到5～7条意见，把它们提出来开会征求意见，合理的我们就修改。这个修改不是针对某个开发商或个体的需要，而是针对所有相关方的修改。

　　所以，一方面我们的总规很严谨，声誉很高；第二，执行很严格，包括部长们都不能改；第三，不断征求意见（开发商、其他政府部门）。

　　我甚至不许我的同事用“有灵活性”这几个字来形容规划，这句话就意味着可以随便改，我们是要根据一定的程序来调整。决定要调整的话，要给律政部同意后才行，修改后一公布就变成新的条规。

　　NBD：对，现在都讲一张蓝图干到底。

　　刘太格：一张蓝图干到底，是很关键。规划方案做得好，干到底当然是好事。在鼓励做远期规划的同时，我更想强调的是把规划本身做到位。
规划这门学问很抽象，中国有句话是自古文人相轻，现在是规划师相轻。规划师的理论，要在三四十年后才能看到效果，这也是规划的巨大挑战，经常是理论越“性感”，越动听，就越有号召力，越有人信奉。

　　所以我要谈第二个问题，就是思想转变。在城市发展规划上，我更认为应该把握当下，而不是一味强调创新、面向未来。人们总说大城市病，如果把城市比做病人，规划师这个老中医要知道的不是未来，而是今天这个病人病在哪儿，什么是比较合理的治疗方法，怎样把他医好，怎么标本兼治。所以如果一个规划师要搞思想转变，重点应该是沉下去，了解城市居民基本生活上的功能需要，而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

　　3、市民需求摸得越清，越是创新

　　NBD：中国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提到，城市的核心是人，关键是12个字：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

　　刘太格：就是以人为本。我的理论听起来超级不性感，既没有面向未来，也没什么创新。整天谈的都是这里有毛病，那里受伤需要救治。其实了解市民在城市生活的基本需要，脉络摸得越清楚越是创新，越是遵循城市发展的规律。

　　NBD：中国提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强调要以人为本，但具体怎么通过规划来实现城市的包容性？

　　刘太格：新加坡以前有句话叫“金加东，银东陵”，指的是新加坡当时最好的居住区，现在年轻人已经不知道这句话，因为这个格局被打破了。我们还是有富人区，这个免不了，也应该有的，不过我们主要的社区是卫星镇，90%的人群都在这些区域，只有不到10%在富人区。

　　新加坡以前很穷，但现在你们来新加坡完全看不到贫民窟。一方面是我们的公共住宅做得好；第二，我们的政策防止了社会阶层的分隔。

　　新加坡不但是在每个卫星镇里有各阶层人士，在每一个卫星镇下面的小区也有各阶层，甚至在小区里面的组团也是各阶层都有。但组团里每栋楼不可能有各阶层，这是经过科学研究，比如一居室的可以跟两居室的放一起，但不能跟三居室的放一起，会出现社会矛盾。一居室、二居室、三居室都在一起是可以的，这些也都是从回馈的信息提炼而来。

　　为了减少社会阶层的分隔，我们在做每个卫星镇的时候，不会把土地用完，只用80%左右，其他土地售给商品房开发商，那些收入比较高的人就可以进来，卫星镇就不会变成一个中低阶层的社会，而是高中低都有。这种高度融合，是我们的一个特色。

　　NBD：卫星镇很理想，做起来困难重重，很多“死城”、“睡城”，说到底还是要就业去中心化。

　　刘太格：同意。卫星镇的理念是西方的，我刚回来的时候，每年都要去欧洲取经，用心学他们的功夫，看优缺点，改善自己的版本。我们现在的版本应该比欧洲更好，其中一点是没有贫民窟，还有就是里面配套很齐全，有商业、有工业，有学校……每一个卫星镇公共住宅用地基本是在45%上下，剩下的是配套，所以能做到卫星镇高度自给自足。这不是因为我有才华，我最大的才华是我不相信自己有才华，这样才会用心去练功夫。

　　NBD：可这难度很大。学校、医院可以靠行政指令，但是商业呢？靠行政力量干预，效果可能不理想。

　　刘太格：这里面有几个问题。一个是规划本身要合理，第二，发展的时序，要符合商业运作，这些都不是神秘、高科技的东西，主要是了解规划的真功夫在哪里，这种功夫在新加坡已经有了，所以完全没有问题。

　　讲到真功夫，就回到我们的初心。现在规划师们整天谈城市规划，到底什么叫做城市，这个定义没有讲清楚。比如要画一只鹏鸟，你不知道鹏鸟是什么怎么画？当然，鹏鸟画错了，大家还能看出来，但是规划方案错了，没有人知道，就将错就错。所谓真功夫，就是要把规划的各种各样的定义抓清楚，什么叫城市，城市里面的卫星镇是什么，卫星镇里面的小区是什么。

　　我曾经问过几个资深规划教授一个问题，两条平行的快速路，它们之间最佳的距离应该是多少，没有人能回答。如果说这么重要的问题都没把握，怎么做好规划？每一个用词，定义没有去了解，怎么可能做得好。画鹏鸟不知道羽毛是什么、眼睛是什么，怎么画？问题在这里。

　　4、处理好城市病，就是世界级城市

　　NBD：不可否认，我们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面临规划建设“重外延轻内涵”、无序扩张等问题，大城市病亟待治理。我们的现实情况也加剧了大城市病。

　　刘太格：我经常碰到有人讲，“刘先生你这个理论很好，但我们的现实情况不允许，做不到”，其实新加坡也有不好的国情，但在不断改善。现在，全球的综合环境最适合规划的，除了新加坡，就是中国，比欧美还有优势。中国已经具备做规划的基本条件，现在要用心做的一是把方案做好，二是规划要法治化。不要操之过急，先把规划做好。

　　任何城市都不是一张白纸，特大城市难度有，但每个城市都会被医好，越早治疗的话，成本越低，痛苦越少。新加坡以前有病，治疗得早，25年后基本治好了。等得越久，痛苦越大，药费越高。治疗城市病一定要治根，规划师是一个医生，不是美容师，哪里有问题就粉饰哪里，城市的健康要从内而外。

　　NBD：怎么做出好的规划？现在提倡共享、共建、共治，这个过程中应该有怎样的角色分工？

　　刘太格：第一，找有能力的专业人士；第二，尊重他的专业意见。

　　政府要有强大的推动力，一些西方国家老城区很美，外面乱七八糟，因为政府权力很小，难以推动。新加坡每五年大选，政府权力非常大，政府的政策高度明智，为人民着想。我们第一代政府觉得，如果这个弹丸之地不能做到世界级城市，是不可能生存的，所以一开始就下决心做到世界级城市，要做好的话，我们工作就要严谨，对市民，只要有承诺就要做到位。

　　表面上看，新加坡政府权力很大，背后则是把工作做好。怎么做好呢？就是通过草根组织、社会组织，不断吸取反馈的信息，市民的问题、要求等，政府很在意听取专业团队的意见，所以一方面看是表面权力很大，背后其实做了很多咨询工作。

　　政府要拿出好的成绩，这个成绩要给市民带来利益，还需要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有了好的环境，做专业的人更能放心大胆去做。

　　NBD：目前很多城市也在冲刺世界城市，规划是个重要手段，怎么通过规划来实现？您理解的世界城市应该有什么样的构架？

　　刘太格：世界城市、宜居城市这些目标都很好。一个好的城市，要赢得市民的认可，而非自己说。我们做规划，最终是要给各个阶层提供多样的选择。
要成为世界城市，每一个规划方案都要处理好城市病，处理好了，这个城市就是世界级的。每个城市也都必须要做世界级的，把最合理的规划理念使用出来。规划没有一个普世的、放之四海皆准的理念，但规划出来一定要能够给城市带来一定的利益。

　　NBD：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您个人的，79岁还创立公司，为什么？

　　刘太格：这个问题我不懂（笑），明年我就是“80后”了，更年轻了。我经常说，我这个年龄还要创立一个公司，主要是因为我做规划师的最终目的是提升民族尊严。亚洲人、新加坡人必须把城市做得又健康又美丽。我毕竟是炎黄子孙，希望提升中国人在世界的地位。
人物名片：刘太格博士

　　被誉为新加坡“规划之父”，新加坡城市规划和公共住宅建设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承接完成了众多城市规划、城市设计以及建筑设计项目，作品遍及新加坡、亚洲及中东与俄罗斯。

　　1969年至1992年，历任新加坡建屋发展局总建筑师、局长，新加坡市区重建局局长及总规划师等职，期间，领导完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992年版新加坡概念性总体规划方案的修订。2008年至今，被任命为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咨询委员会首任主席，积极组织并应邀多次参与世界级重大会议作主旨发言，促进世界宜居城市建设经验交流。

　　刘太格先生完成多项公共设施的规划和建筑设计，尤其是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和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是中国政府首次委托外国建筑师承担的该类项目。在中国、中东地区、俄罗斯等地为50多个城市编制不同层次的城市规划。在中国，先后受聘为北京市、山东省等地30多座主要城市的规划顾问。2002年，应邀担任北京2008年奥林匹克公园规划设计方案评审委员会主席。

　　刘太格先生曾荣获多项重要大奖，包括新加坡建筑师协会金牌奖、法国巴黎城市奖、新加坡总统颁发的特殊功绩勋章、新加坡设计金禧奖及新加坡规划师学会的卓越终身成就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