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有全球声誉的“新加坡规划之父”、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咨询委员会主席刘太格
5月9日,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在《人民日报》上刊文,以3600字的篇幅详解雄安新区规划思路。这是雄安新区4月初宣布设立以来,官方首次就新区规划做系统阐释,这也意味着,雄安新区已从“概念推出”进入到“规划建设实操阶段”。
赵克志在文中表示,雄安新区要“实现多规合一”“一张蓝图干到底”,同时,“研究建立土地收储制度,不搞土地批租,不搞土地财政,严禁大规模搞房地产开发”。显然,这与1994年分税制实行以来土地财政为轴、规划不断“摊大饼”的城镇化道路有极大不同。如果赵克志文中的思路得以实现,将形成对现行城镇化模式的强力修正。
此前20余年间,中国的土地城镇化快于人的城镇化,社会出现结构性撕裂。同时,由于优质资源向一二线城市集中,人口不断涌入大城市,交通、环境、住房、用水等问题加剧,现行城镇化模式不断被人诟病,已难持续。如何以新型城镇化道路破解传统城镇化模式的痼疾,业界争论多年。尽管旧模式的弊端看得清清楚楚,但受制于路径依赖和既得利益者的巨大阻力,新型城镇化道路始终步履维艰。
雄安新区的横空出世,有望为新型城镇化理念的落地,提供全新、可操作的样本。
此前的4月26日,雄安新区临时党委委员、筹备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牛景峰公开表示,雄安新区计划面向全球招标,为30平方公里启动区的控制性详规和城市设计开展竞赛和方案征集。
5月中下旬,享有全球声誉的“新加坡规划之父”、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咨询委员会主席刘太格在中国出差期间,两度接受《财经》记者专访,从规划理念和新加坡成功实践两个维度,对雄安新区的“千年大计”做出阐释。
在刘太格看来,摒弃旧思维、打破既有利益格局,是雄安新区能否成功的前提。同时,他建议从城市群思路出发、学习新加坡“星座城市”的成功经验,“这将令雄安新区和‘京津冀一体化’融为一体”。他表示,世界级城市,需要世界级的规划。
北京是个大胖子
《财经》:最近北京在清理“拆墙打洞”小商铺,表面看来是建筑修复、整治市容,深层用意是疏解非首都功能,降低中心城区人口密度。类似做法是否能起到控制人口的作用?是否与经济规律,特别是城市发展规律相符?
刘太格:大城市就业机会多,公共资源更为优质,从世界经验来看,人口还会不断涌入,因此,行政控制人口无意义。
但是,一座城市好比一个人。一个人的心脏,能承受多沉的体重?北京已经是个大胖子,心脏不堪其负。从这个角度看,行政控制人口也有其理由。
五年前你在新加坡访问我时,我对比了晚高峰时新加坡和北京的私家车出行时速,前者是100公里,后者是20公里。那么,后者的污染物排放量,起码是前者的5倍。
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的形成,与规划不科学有直接关系。当国贸和金融街只有工作功能、回龙观和天通苑只有居住功能的时候,钟摆式交通就不可避免,北京这个大胖子也就不堪其负。
《财经》:看起来,北京确实是不堪其负。但是,不少学者认为,人口向大城市聚集是必然规律,而且人口密度越高,越集约,效率越高,也就是说,北京还不够密。
刘太格:北京和新加坡以及其他东亚都市一样,经济学的约束条件都是人多地少,强调密度是必然。从经济和城市规律来讲,资源越集聚,效率越高。但是,如果大胖子不堪其负,是否可以把一个大胖子,分解为若干个中小块头的人?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是每个中小块头的人能够生存的前提。
国贸和金融街应该补足居住功能和以居住为轴的商业功能,回龙观和天通苑应补足就业功能。
一个人如果超重,健康就会出问题;一座城市,人口三五百万已是上限。
《财经》:目前官方公布的北京常住人口是2173万,实际可能更多。同时,每天因为医疗等优质资源而到北京的外地人,有数十万之多。这些汇总到一起,如果按照你所说的“上限”,北京需要分解为六七个城市才能健康运转?
刘太格:对北京这个大胖子,用行政控制人口的无效减肥方式,作用甚微。北京还是需要动外科手术,也就是说,拆分北京。
从最高领导人的思路来看,北京目前已经切分成了三部分:中央所在的老北京、通州的城市副中心和承接非首都功能的雄安新区。
新加坡的标准,是达到150万人口就做拆分,这是中等个头。每个150万人口的片区,底下还有若干个卫星镇,它们是小个子。小个子的人口要保证有15万-25万,这样才能支撑一个肌体的运转。中个子和小个子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大家族,就像星座一样,新加坡现在有570万人口,就形成了“星座城市”。
如果没有五脏俱全的中个子和小个子,所有的车辆和人,就要都去中央商务区,但是,如果中个子和小个子自己运转良好,居民出入半径很小。所以,新加坡尽管密度很高,但是堵车却并不严重,更没有由此带来的环境问题。
雄安应该五脏俱全
《财经》:如果五脏不全,或者某一座城市的公共资源过于强大,就会产生虹吸效应。三年前,“京津冀一体化”的目标被提出,内核就是“五脏俱全”,这样能给北京减负吗?
刘太格:你搞错了一个概念:京津冀只是表兄弟,但老北京、通州和雄安是亲兄弟。我们这次谈话的主题是雄安,就先谈一个家庭里亲兄弟之间如何协同发展。
巴黎、伦敦也是千万级人口的大都市,但北京这个大家庭规模更大。这样一个大家庭,有六七个孩子。刚才已经谈到,这六七个孩子,首先要雨露均沾,每个孩子都要五脏俱全。
在这个基础上,长子、次子以及其他的孩子当然会有分工,各有侧重。比如,老北京就是长子,北京的老城有历史底蕴,中央政府的功能及其配套功能集中于此。北京市政府功能及其配套,未来则在通州。央企规模庞大,分支可以搬到雄安,但总部应该还在老北京。这就好比银行总部在纽约,但不影响把分行开到相邻的波士顿和费城去。
《财经》:从世界经验看,城市群建设过程中的教训也不少。比如,东京城市群中,组团城市筑波和多摩的反磁力作用并不明显,相反,更多人口还是被吸到了东京。北京未来应该怎么吸取类似的教训?
刘太格:这也是我担心的地方。筑波和多摩,城市功能完整,也就是五脏俱全,尚且如此,何况五脏并不完整的通州和雄安。
我曾受邀到通州参与城市副中心的讨论,问朋友,通州是否是一座有两三百万人口的、相对独立的城市?只有如此,才能把就业人口带到通州,避免潮汐交通。但据我了解,这个想法不明确,甚至不存在。
雄安新区如果想成为一个反磁力中心,就不能只是功能单一的非首都功能疏解,而是要完善五脏俱全在内的所有基础设施。
《财经》:中国的城市很多是依托行政等级而生。在公共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会设立门槛,试图把不够等级的人拦在城市之外,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现象?
刘太格:这取决于最高层的政治决心。事实上,如果每座大、中、小城市的功能完备,等级的界限就会模糊。道理很简单,你有的绿地我也有,不存在进不去的问题了。
我注意到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他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重要前提”,这说明最高领导人已经下了政治决心。
欲速则不达
《财经》:近40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在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但是,速度太快也放大了大城市病、分配不公等问题,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看,如何避免重蹈覆辙?
刘太格:之前我跟你说过,规划的眼光要穿透到百年之后,而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更要求规划的科学性,这是需要时间的。
我为中国大陆超过40个城市做过概念性总规,知道其中的问题所在。比如,地方领导为了GDP,要求一个重大项目必须在年底之前开工。时间上的紧张,就会让规划的科学性大打折扣。
另外,在中国大陆大多数的城市,国土、交通、规划、环境、建设、发改各部门各出规划,部门利益本身存在矛盾,带来管理和执行的低效。
缩短规划周期,短期内GDP很好看,可一座城市、一个区域百年千年的质量就受到了负面影响。
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提出,雄安新区要“一张蓝图干到底”“多规合一”,起码从概念上来说,抓住了问题的要害。
《财经》:今年初,习近平要求各级干部在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时,要有历史耐心和“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也正是体现了这一思路。
刘太格:对。我们通常谈规划三维,一般人没注意到第四维,就是时间。
“星座城市”起步发展时,要五脏俱全,也就是保证大、中、小个子的基本功能。经过若干年的成长,个体的特殊才华会显露出来。纽约有纽约大学,波士顿有哈佛和麻省理工,各擅胜场。
雄安和通州的发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要从一开始就决定它发展什么,你给它一个基础就可以。
你是否注意到,我一直没谈“创新”。创新,是五脏六腑长成了以后的事。
倒退半个世纪,新加坡完全比不过越南的胡志明市和菲律宾的马尼拉。我们不赶,反而快,所谓欲速则不达。
《财经》: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提出,“研究建立土地收储制度,不搞土地批租,不搞土地财政,严禁大规模搞房地产开发”。问题是,雄安的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停掉土地融资,钱从哪来?
刘太格:在解决大城市病方案不成熟的时候,暂停土地开发,是好事。当下,要先做大城市群的规划方案,有完善的城市可持续发展蓝图。时机成熟的时候,招商引资,卖土地、搞开发、收企业所得税,是水到渠成的事。企业、居民和政府同时发展、赚钱,何乐而不为?
如果一直不搞开发,一个后果,会是穷人集中于雄安。世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经验表明,不同收入阶层的市民在一个片区混居,最有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但我还有一个忧虑。现在雄安先拿30平方公里的土地全球招标规划方案。但是,老北京、通州、雄安需要整体的系统规划,这是几千平方公里的规划,拿30平方公里先行先试无济于事。这30平方公里,就好比抹指甲油,对庞大身躯毫无影响。
由于雄安新区实质是北京的一部分,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就是一个难得的、可以部分解决北京大城市病的机会,这对世界级城市的打造有着基础性的影响,我对雄安新区有着巨大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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