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不要缺了生态用水一杯羹

　　国内一家研究机构在给某流域做水资源综合规划时，套用国外理论公式，计算出流域内应预留出一部分流量作为生态用水。这一规划举措引来了另一位规划参与者的嘲笑，认为这是把水白白浪费掉了。

　　生态用水就是对水资源的浪费，这是我国在水资源管理方面较为普遍的认识。而实际上，要想实现水环境改善，从而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生态用水以及更为广义的流域生态建设是绕不开的话题。

　　“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是，水体自净能力的强弱与水量大小有直接关系。”一位长期从事水体污染防治研究的专家表示，就某一水功能区而言，在排入水体的污染物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如果能够加大功能区内的水量，就可以大大增强水体自净能力，提升水质。

　　同时，一定的生态用水量，也是河流或者湖泊等功能区维持一定生态平衡的必要条件，包括功能区内水生动植物群落、近岸动植物群落以及河湖底泥中的微生物群落等。比如如果一条河流长期断流，其相关的生态系统将遭到毁灭性破坏，短时期内难以恢复，水质保障更无从谈起。

　　“简言之，要在短时间内尽快改善水质，或者长远地保持水环境健康，必须保证一定的环境、生态用水量，做大水体的水量基数。”这位专家表示。

　　生态用水不足，严重影响水质、水体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

　　生态用水不足对水环境恶化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多年来，大量天然湖泊消失或大面积缩减，鄱阳湖和洞庭湖湖面大幅缩小，湖北湖泊面积锐减、湿地萎缩，局部水生态圈功能退化。

　　同时，《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中提供的数据显示，在全国主要江河湖库划定的6834个水功能区中，有33%的水功能区化学需氧量或氨氮入河量超过其纳污能力，且为其纳污能力的4倍~5倍，部分河流（段）甚至高达13倍。

　　目前，长江流域已建水库4万多座，已建和在建水电站超过2400座，各水库调度各自为战，水资源分布日趋碎片化。

　　“大多数水库调度方案没有考虑水库大坝下游的生态保护和库区水环境保护要求，特别是引水式电站和调峰运行的电站，造成了下游河段的减水和脱水，直接威胁着下游水生态。”中国水科院水资源所水资源配置研究室主任谢新民认为，受水库调度方式的影响，造成库区局部缓流区，使水质下降，特别是在支流回水区，由于流动变缓，加之污染物的累积影响，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

　　“而在水库调度中，水流下泄，影响下游河流湖泊水位、河床的稳定以及河口的形态，以至于影响到下游的生境，对鱼类生存造成影响。”谢新民说。

　　一份由世界自然基金会和农业部长江流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共同发布的《2013长江上游联合科考报告》显示，金沙江干流已规划25个梯级水电开发项目，其中过半已经开始施工建设或投入运行。整个金沙江干流正在变成一串首尾相接的大型水库。金沙江二、三级支流上的小水电数量庞大，且给河流生态及生物多样性带来显著影响。人为建设引流渠截断自然河道，导致大量自然溪流全年大部分时间流量锐减甚至干涸，依赖溪流环境繁衍生存的水生生物栖息地被破坏殆尽。

　　水库具有防洪、发电、灌溉、供水、航运等综合利用效益，现有的水库调度主要是围绕上述效益最大化而展开，而生态效益则处于次要地位，甚至有的根本没有考虑。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姜文来认为，“不科学的水库调度方式为河流生态环境埋下了隐患。”

　　建立更完备的科学调度体系，打破既得利益的约束

　　为应对自然灾害或者生态灾难，我国在过去的十余年间，开展了一系列生态调度实践。

　　比如从2000年起，水利部门对长期断流的塔里木河、黑河实施全流域统一调水，使塔里木河和黑河下游濒临毁灭的绿洲生态重现勃勃生机；同年起，开始实施“引江济太”工程，在太湖进行冲污试验，探索通过水资源统一调度和优化配置进行水环境治理，并紧急抽引长江水向南四湖进行应急生态补水。

　　但是，目前我国大多数的生态调度仍以单一的水质改善为目标，具有明确生物保护对象的生态调度实践还较少。而且，这些实践主要是以行政手段为主的应急调度，缺乏长效机制，可持续性难以保证。

　　单就已经开展的生态调度实践而言，谢新民指出，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尚缺乏系统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的指导、支持，对于调整调度方式的次生效应、远期效应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系统，还没有详细的、长期的系统监测计划以及效果评价计划。在监测项目中，主要是水文、泥沙、水质监测项目，普遍缺乏生物学指标。“在河流生态学领域，我国目前还只是重点关注新建、在建工程的生态环境效应的预测，在水利水电工程生态环境影响系统的后评估工作方面也十分薄弱。”

　　“解决水资源调度的问题，关键还是应建立一套完善的、健全的、细节化的科学调度体系。”一位长期关注水资源调度的环保专家强调，这一体系要确保能够打破地方和企业的既得利益约束，实现对流域内水资源的有效调度。为此，还必须建立各流域关键节点生态流量目标体系，明确每个节点必须确保的基本流量，为流域生态环境安全提供水量保证。

　　生态基流是水体健康的基本保障

　　保证河道或湖泊等功能区内水质较好、生态良好的基本流量如何确定？

　　“有必要引入生态基流的概念。”环境保护部一位长期关注水环境管理的官员向记者表示，生态基流也称为河流最小生态流量，是特定区域内生态系统需水量的总称，包括生物体自身的需水量和生物体赖以生存的环境需水量，生态需水量实质上就是维持生态系统生物群落和栖息环境动态稳定所需的用水量。

　　河流的生态基流不仅与河流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有关，而且与流域的气候、土壤、地质和其他诸多因素有关，同时还与河流水文的动态特征密切相关。所以，生态基流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

　　由中国工程院组织43位院士和近300位院外专家参加完成的《21世纪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认为，狭义的生态环境用水是指为维护生态环境不再恶化并逐渐改善所需要消耗的水资源总量。所针对的是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以及生态环境相对脆弱和问题严重的干旱、半干旱、季节性干旱地区。狭义的生态环境用水主要包括“保护和恢复内陆河流下游的天然植被及生态环境；水土保持及水保范围之外的林草植被建设；维持河流水沙平衡及湿地、水域等生态环境的基流；回补超采的地下水”等方面。

　　我国关于河流最小生态环境需水量的研究尚不充分，领域内主要以估算法计算。例如河流水污染防治用水临界值可用以水质目标为约束的方法求得，或按照简单的10年最枯月平均流量法估算。法国规定最小河流生态用水流量不应小于多年平均流量的1/10等。

　　“应加快推动对生态基流的研究与应用。”环境保护部一位专家认为，生态基流既是河流、湖泊等地表水体保持一定污染物消纳能力的必要保障，也是维护水体生态环境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确立流域统筹的水环境管理体系

　　“我国水污染治理至今尚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没有统筹流域自然条件与社会经济发展、水污染控制的关系。”辽宁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工程师、博士王赫认为，“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形成综合的污染治理方案和流域水环境综合管理体系是实现流域水环境质量改善的重要条件。”

　　就上述的水资源调度来说，流域内缺乏水资源统一调度与管理，以各自的经济效益为目的进行调控，是造成生态用水不能保障的根源所在。

　　这与我国水资源管理体制不无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及其他有关法律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我国现行的水资源管理体制是“统一管理与分级、分部门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

　　这一体制下，水环境管理以行政区域管理为主，流域层面缺乏统筹规划和协调、监管，流域机构在权力级别和组织层级上低于省级行政区，也缺乏水污染防治监管的法定职权，结果导致流域水环境管理十分薄弱，流域机构决策和协调能力明显不足。流域水环境管理有效性欠缺，水利部门和环保部门缺乏有效的协调和配合机制，造成两部门管理工作缺乏衔接，水资源管理和水环境管理脱节。

　　“流域管理条块分割，区域管理城乡分割，同一流域水源功能管理部门分割，导致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保护的多重负效应，不利于水资源的统筹、协调管理及可持续利用。”湖北经济学院院长吕忠梅认为。

　　另外，流域水环境综合管理涉及面十分广泛，还包括水源地的生态环境保护、流域生态系统内水土涵养、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畜禽养殖污染控制以及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防治等。环境保护部一位专家说，虽然看起来这些大部分是“岸上”的工作，但对水环境影响巨大。

　　比如水源涵养地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祁连山水源涵养区近年来出现了冰川退缩、雪线上移、植被退化、水源涵养功能减弱、水土流失加剧等诸多问题，源头地区的大面积探矿开矿等行为极大地破坏了区域生态，致使部分河流上游来水量逐年减少。京津冀、珠江三角洲等地区的部分水源涵养地，则因矿业开采、非法工业生产等活动，严重破坏了区域生态，并对河流源头水质造成污染隐患。

　　我国的河流系统庞大，受地质、气候、土壤等因素的影响，大到江河，小到溪流，形成的河流生态系统无论是从结构上还是从功能上来看，差异都较大。王赫认为，需要根据河流生态系统特点进行分类与分区管理，并建立涵盖生物、物理栖息地和流量等条件的河流管理标准。

　　此外，我国水资源目前的开发利用较为粗放，工业、农业以及城市用水方面浪费严重，水资源回用率较低，也间接加重了水资源的紧缺程度，加剧了生态用水与其他功能用水之间的矛盾。一组数据显示，我国万元生产总值平均用水量为91立方米，发达国家为9立方米~18立方米；我国工业水重复利用率约50％，发达国家为80％左右；全国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系数为0.5左右，而很多国家已达到0.7～0.8。我国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还有很大的潜力。

　　水环境管理是一个系统的、复杂的综合性工程，涉及自然、社会、环境诸多因素，应借鉴国外成熟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尽快实现管理理念上的转变，通过顶层设计，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沟通，方能实现长期的、良好的开发与保护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