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三大考古遗址露“真迹”

　　考古工作对于公众而言，是神秘的。但真正神奇的是考古项目背后的历史，那些远离我们的历史和人文景象，在考古工作者的钻探和研究下日渐明晰，从而让我们感知到了历史的文明和传承。13日，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举办的“山西2016年隋唐宋元重要考古发现现场会”在龙城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微博)、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以及北京、陕西、湖南等地的考古专家们济济一堂，共同见证我省在2015—2016年度重要考古项目的成果。

　　A晋阳古城遗址：有可能是隋朝“晋阳宫”所在地

　　晋阳古城，被誉为中国的庞贝城。它的历史无须赘述，是太原建城2500年的实物见证，但它的“前生”似谜似雾，因为不同朝代都在这里建都，可是建筑遗址在哪里？都有哪些建筑？这些问题始终不明晰。不过从2015年开始，省考古研究所与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晋阳古城遗址西北部，南距明太原县城北城墙350米，西距晋阳古城西城墙830米处进行发掘，发掘面积多达10000平方米，发掘出东、西两组大型建筑基址。值得雀跃的是，在一处建筑基址内出土了一块残碑，上面写着“隋之晋阳宫”的字样，让考古工作者判断此建筑基址有可能就是隋代时期的晋阳宫，是当时的皇家宫殿。

　　与以往成果汇报会不同，这一次，专家们整体移步到晋源区晋阳古城的考古现场。这是一个庞大的考古工程，很多专家见到10000平方米的考古现场，都惊叹于山西的“豪迈”，更惊叹于古晋阳城的恢弘。整齐划一的、距离地表十米左右的探方，渗透着历史文明的依旧泛青的方砖，还有体量很大的柱础石，不难看出来，这些现存的一切遗迹承载了一个时代的建筑和文明。顺着工作人员的指引，记者和专家率先来到西组建筑基址。看着或稀疏或密集的一块块探方，真让外行人摸不着头绪，但这是一块布局较为完整的建筑，从暴露出来的方砖、柱础等遗存来看，能“拼”成一个院落。据工作人员介绍，整组建筑由左右两侧房屋组成一个封闭的多进院落，建筑有院墙、道路、山门、3个庭院、10个殿堂和4处廊庑组成，左右建筑以3间为一组。“这组建筑遗址始建于晚唐，毁弃于五代末，建筑基址被废弃后一直都是用于耕种的，所以整体布局保存得基本完整，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惊喜。”按照工作人员的介绍，这是建筑基址保存完好的最主要原因，但放在一千多年前，宋太宗赵光义火烧水灌晋阳城之后，宋代皇室是不会让老百姓随便在晋阳古城旧址上建造房屋生活的，他们认为晋阳古城是“龙脉”所在地，怕在这里会诞生新的龙脉“复仇”。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老百姓是没办法在这里盖房子了，他们只能把一些建筑材料拿回家，去别的地方重建家园，所以在考古工作中，出土的文物和遗存特别少，那些形制过于庞大的，抱不走的柱础石才会被埋藏在地下，周而复始地“沉睡”千年。

　　其实，在西组建筑基址中，还有让人雀跃的一点，那就是出土物，在七号殿址廊前灰坑中出土的金刚经残碑，在六号与八号殿址之间出土的大量记事残碑，其上文字有“迦殿”等和佛寺相关内容以及带“敕”字残碑。在二号殿址西出土有“善之祥兼固……即隋之晋阳宫……特命良工塑北方……雄异也武皇……”的残碑。由此可推断此建筑为皇家寺庙建筑，建筑内有天王殿、释迦殿等。建筑基址周围出土有经幢残段、精致的石雕建筑构件、日用瓷器、吻兽以及大量砖瓦等。通过对出土遗迹及遗物分析，判断此寺庙建筑为大型寺庙建筑的一部分，修建年代为晚唐，唐武宗时期受到破坏，但五代仍在使用，最终毁灭于宋初。

　　或许，你看惯了考古人员一脸严肃，眉头紧锁的模样，不过他们也有笑逐颜开的时候，那就是发现二号殿址内著有“隋之晋阳宫”字样的残碑。为啥呢？因为“晋阳宫”这3个字。如果单纯看“隋之晋阳宫”字样，说明这个地方就是隋朝时期晋阳宫的城址，鉴于西组建筑始建于晚唐，有可能是先有了晋阳宫建筑，皇家寺庙最后在晋阳宫旧址上建造了起来；此外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晚唐复建或者留存了隋代时期名叫“晋阳宫”的建筑。之所以说“晋阳宫”很重要，那可是皇家宫殿，地理位置绝佳。据史料记载，考古工作者曾站在二号殿址上看，能清楚看到蒙山大佛的佛头，当权者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修建蒙山大佛时的工程进度。《北齐书》载：“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内”。这个宫指的就是晋阳宫，也就是说当时在晋阳宫内，能看到佛像前燃灯塔的光亮。冲着这点线索，考古人员站在二号殿址上，看到的依然是蒙山的山脉，稍有偏差，就会被别的山脉阻挡……从如此绝妙的地理位置和布局上看，晋阳宫或许就在此地。

　　西组建筑往东的100米是东组建筑，整个东组建筑基址分为3个时期，即在这一块土地上有3个时代的历史遗迹和文化遗存。最晚一期始建于东魏，经过北齐、隋，最后废弃于唐，平面布局为四周房屋围合而成的院落，最让人感慨的是院中的排水渠，曲折回绕，回绕处的方砖堆砌得很圆润，让人惊叹于古人的智慧和工匠的技艺。第二期建筑，为北朝建筑基址之下，时代为魏晋十六国，发现有大型窖穴及房址等遗迹。最可贵的是，考古人员还在地窖里发现了种子；最早期的建筑基址，也是最底层的建筑基址，叠压在魏晋十六国建筑基址下，主要有一些距今快2000年的汉代房址和水井。在参观中记者目测，汉代遗迹距离地表的高度近20米，而那一口口水井，从挖掘层到出水层深达10米，在考古工作人员挖掘出的那一刻，竟然还有地下水……

　　晋阳古城的考古发掘是一项大工程，从其建成到废弃，连续使用1500年，而距今又有1000多年的历史，地址没有大的移动，突然的焚毁和后期破坏较少，使其成为城市格局保存完整、文化遗存埋藏丰富的古代城市遗址，从20世纪60年代，宿白、谢元璐、张颔等考古界的大家们就先后对晋阳古城遗址做过调查；从1991年开始，新一代考古人进驻晋阳古城遗址，开始重新挖掘，有的考古工作人员直至退休都在这方土地上奉献着自己的智慧。可喜的是，本次对两组建筑基址的发掘，揭示了不同时代同一区域的不同类型建筑，对于研究古代建筑的布局与演变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晚唐大型寺庙建筑，完整和清晰的建筑平面结构，在隋唐佛寺考古中较为少见。发现的“隋之晋阳宫”残碑资料，推断发掘区应是隋代晋阳宫所在区域，这对于进一步了解晋阳城不同时代的布局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B河津固镇宋金瓷窑址：宋代细白瓷的盛产地

　　山西是出瓷器的地方，唐宋辽金元时期的山西古陶瓷别具一格，地方特色鲜明。如长治八义窑的红绿彩、平定窑的白釉印花瓷、怀仁窑的油滴釉和剔刻花等。山西河津的固镇瓷窑址，则盛产细白瓷。很多远销海外，甚至被各大博物馆收藏的细白瓷与此窑口出土的瓷器相同。

　　河津窑位于山西省西南部，地处汾河与黄河汇流的三角洲地带。有关河津窑的文献记载相对较少，仅在个别明清文献中略有提及，迄今为止在河津市共发现北午芹、古垛、固镇和老窑头4处瓷窑址，窑址的时代自北宋延续至清。2016年3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4处瓷窑址展开区域性系统调查，摸清了4处瓷窑址的分布范围及保存现状，并在老窑头遗址周边山体发现较大规模的瓷土矿。

　　固镇瓷窑址共计发掘1039平方米，清理制瓷作坊4处、瓷窑炉4座、墓葬1座、水井1处、灰坑35个，出土数以万计的瓷片、窑具，以及一定数量的陶器、铜钱、铁器、骨器等，时代为宋金时期，以金代遗存为主；制瓷作坊多为窑洞式，作坊底面遗存保存较完整，有澄泥池、沾浆缸、灶址、石磨盘、石臼等遗迹、遗物，涵盖原料制备、制坯、晾坯等环节；瓷窑炉均为半倒焰式馒头窑，由通风口、扇形单火膛、窑床及双烟室组成，不同之处在于通风口的位置、窑床及烟室的结构及大小等。出土可复原瓷器千余件，瓷器品类有粗白瓷、细白瓷、黑酱釉瓷及三彩瓷，器形有碗、盘、碟、罐、枕、盆、瓶、盒、器盖等，从上面能看出来当时的装饰工艺，不仅精美细致，而且花纹样式也较为雅致，体现了工匠娴熟的技艺。其中北涧疙瘩地点出土的北宋细白瓷，胎白而细密、坚致，釉色莹润，造型简洁大方，可媲美定窑白瓷。通过对此地点瓷片标本的X荧光分析，显示其烧成温度可能极高，白度不逊于邢定巩白瓷，代表了同时期较高的烧造水平。

　　固镇遗址发现的制瓷作坊及瓷窑炉，填补了山西地区无相关制瓷遗迹的空白，为研究宋金时期河津窑的制瓷流程、烧窑技术、装烧方法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考古工作者还收集了很多细白瓷的资料，其中在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日本静嘉堂文库、北京故宫(微博)博物馆收藏的瓷枕从形制到质地都与固镇宋金瓷窑出土的瓷器类似，为国内外相关的瓷枕藏品及出土品找到了烧造出处，同时对研究河津窑的瓷器外销有重要价值。

　　C蒲州故城：一段城墙址证明唐代蒲州城

　　蒲津渡与蒲州故城遗址位于山西南部永济市西三十里的蒲州镇境内，始建于北魏年间(386-557年)。1958年国家建设三门峡水库时，蒲州故城部分遗址被水淹没，现存的遗址由内城和外城两部分组成，东西长2.49公里,南北宽1.71公里,占地面积4.26平方公里,是研究中国古城垣历史发展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今年的考古发掘中，工作人员对在西城内西北部进行了大面积发掘，发现一段夯土城墙，证实了唐代蒲州城的存在。

　　这段城墙位于地表1.5米以下，考古发掘对夯土进行了完整的揭露和局部解剖：根据夯土的土质土色、夯层厚度、夯窝尺寸以及夯土结构形态等信息，确认夯土城墙从北向南可分为6部分。从北向南编号夯1-夯6。根据城墙夯土的土色、出土遗物及夯土之间的叠压关系，最早修筑城墙时利用了原有的生土高台，将生土台稍作修整后作为墙芯，再依次在生土台的南侧增筑夯3、夯4和夯5，形成城墙的主体。其中，夯3为城墙的原筑夯土，夯4、夯5为补筑、增筑形成，有规整坡面。此后在城墙北部增筑夯1、夯2，在城墙南部增筑夯6。夯1、夯2、夯6内出土白釉玉璧形足瓷碗残片、莲花纹瓦当、开元通宝等不晚于唐代遗物，夯3、夯4、夯5出土双耳小口矮领陶罐，素面绳纹里板瓦、筒瓦等不晚于北朝遗物。

　　考古工作者根据出土遗物判断城墙始建于北朝，唐代沿用并进行了大规模的增筑，宋金时期该段墙体被废弃，改为建筑基址使用。蒲州故城遗址新发现的城墙证实了唐代蒲州城的存在，其年代还可以上溯至北朝时期。据文献记载，蒲州北魏时置雍州，东魏改置秦州，北周改秦州置蒲州，唐代曾为中都，升为河中府。

　　这段城墙的发现为确定北朝至唐代蒲州城的位置、分布范围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和依据，对进一步探寻北朝-唐代蒲州城的规制布局、探讨蒲州城址的沿革、变迁以及蒲州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