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良镛：毕生劳碌为民居

　　刚刚荣获我国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两院院士吴良镛，主持过京津冀城乡空间发展规划、北京空间发展战略研究等多项重大工程和科研课题，可以说他一生的精力是献给了民居事业。

　　不遗余力参与实践

　　作为建筑和规划大师，吴良镛一直坚信城市规划和建筑学是致用之学，多年来在教学之外他一直不遗余力地利用各种条件参与建设实践，努力解决中国城乡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他积极参与天安门广场改建工作、唐山地震改建规划，参与了北京、北海、三亚、张家港、深圳、无锡、苏州等城市的规划设计，主持了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和中央美术学院校园的设计……

　　从1978年起，吴先生即开始对北京旧城区中心地段的整治进行研究，其后又深入到对破旧危房地区改造和新型四合院的规划设计工作。其中，北京菊儿胡同改造项目更是使他达到了规划生涯的巅峰。

　　菊儿胡同，一个诗情画意的名字。但在1989年前，这里的环境却是与诗意毫无关系的另一番景象。以胡同里的41号院为例，建筑密度高达83%，许多家庭无日照，近80人居住的院落只有一个水龙头，一个下水道，厕所在院外100米处。

　　1988年，吴良镛受邀来操刀“动手术”。面对这个典型的“危积漏”（危房、积水、漏雨）地区，他和学生们先后出了上百张施工图。

　　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加之以前的研究积淀，“有机更新”的原则最终得以确立。在他看来，城市是一个有机生命体，永远处于新陈代谢之中。基本原则应该是不能大拆大建，要保留相对完好者，逐步剔除其不适宜者，进行循序渐进的有机更新。但是新的建设要自觉地顺其肌理，用插入法以新替旧。

　　由于理念到位，行动有力，菊儿胡同改造迅即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并得到了国内外建筑学界的充分肯定。

　　1990年，英国一位知名建筑评论家曾说，菊儿胡同的改造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危改都具有指导作用。吴先生认为，这才是菊儿胡同改造的实质所在。他所做的项目，都是依据这种思路，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担忧城建陷入误区

　　2008年，吴良镛因为太过劳累，病倒在工地上。接下来的两年里，吴先生一直在医院里进行康复治疗，但他的心却始终牵挂着城市建设。

　　吴先生认为，现在有些城市呈现出不健康的规划格局，比如重经济发展、轻人文精神；重建设规模、轻整体协调；重攀高比新、轻地方特色等。有些城市有开发过度的倾向，为了尽可能最大取得土地效益，旧城开发项目几乎破坏了地面以上绝大部分的文物建筑、古树名木，抹去了无数的文化史迹。“如此无视文化价值的行为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我经常在各地看到一些建筑，特别是一些文化建筑，根本没有中国文化的内涵在里面。我们在做孔子研究院的设计时，就先根据其特有的地理位置和所处的时代把其定位为一座具备特有中国文化内涵的现代化建筑。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对战国时代的建筑文化以及对中国书院建筑发展的沿革、形制进行一番探讨之后，从建筑构图、总体布局、室内外造型包括装饰纹样等，都做了一定的探索。然后再运用西方和中国建筑技巧予以现代形象表达，从而创造出一种欢乐的圣地感。”吴良镛说。

　　改革开放以来，形形色色的建筑流派蜂拥而至，在带给国人新鲜感的同时，却因未经消化而破坏了城市原有的文脉和肌理。这个问题也很让吴先生头痛。“并不是说不能借鉴西方，我也不反对标新立异，恰恰这是文化艺术最需要的。我本人就是留学生，也经常出国和国外的建筑师接触。这其中当然得学习国外的东西，但不能照抄照搬。他们有些是成功的，也有些是不成功的。失去建筑的一些基本准则，漠视中国文化，无视历史文脉的继承和发展，放弃对中国历史文化内涵的探索，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迷失。”

　　吴先生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可以让建筑师、规划师“借题发挥做文章”的城市、地段几乎所在皆是。“科学和艺术在建筑上应是统一的，21世纪建筑需要科学的拓展，也需要艺术的创造。艺术追求的高低、文野、功力等一经比较即可显现，这是我们的建筑师必须补上的课。”

　　创建人居环境科学

　　吴良镛说，他毕生的目标就是创造良好的、与自然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能诗意般、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

　　作为中国“人居环境科学”研究的创始人，吴良镛认为，当今科学的发展需要“大科学”，人居环境包括建筑、城镇、区域等，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面对错综复杂的自然与社会问题，需要借助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通过多学科的交叉从整体上予以探索和解决。他举例说，过去我们以为建筑是建筑师的事情，后来有了城市规划，有关居住的社会现象都是建筑所覆盖的范围。现在我们城市建筑方面的问题很多，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可以通过从聚居、地区、文化、科技、经济、艺术、政策、法规、教育，甚至哲学的角度来讨论建筑，形成“广义建筑学”，在专业思想上得到解放，进一步着眼于“人居环境”的思考。

　　1989年，吴良镛把数十年在建筑学、城市规划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心得，写成了15万字的专著——《广义建筑学》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建筑学系统性理论著作，是他对建筑学进行广义的理性探讨和观念更新的研究成果。

　　1999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建筑师大会上，他负责起草了《北京宪章》，引导建筑师全方位地认识人居环境的方法论，而不是局限在狭隘的技术——美学范围内；植根于地方文化与社会、直至覆盖心理范畴的多层次的技术体系；将美术、手工艺以及工业设计与建筑师的工作结合起来……

　　进入新世纪，他发表了著述《人居环境科学导论》，提出以建筑、园林、城市规划为核心学科，把人类聚居作为一个整体，从社会、经济、工程技术等角度，较为全面、系统、综合地加以研究，集中体现了整体、统筹的思想。

　　“要看到人居环境科学是非常有发展前途的学科，看到它将向大科学、大人文、大艺术迈进的大趋势。 ”他总是这样告诫同道。